日本史称中国为“支那” ,从何而来?

“支那”一词在历史上曾包含贬义,如今却又重被拾起,甚至并非来自他称,而是由中国年轻人自称:在社交网络等平台上,常常见到有中国人自称“支那”,其中有讥讽时事、表达愤慨之意,也或多或少潜藏对这一历史称谓的迷茫。

海通以降,恐怕没有一个词对国人的伤害之深堪与“支那”相比,恐怕连“东亚病夫”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关于这一点,只需翻阅一下二十世纪初中叶的赴日中国留学生文学,便可见一斑。

如郁达夫在小说《雪夜》中曾记述了一段很可能是自身经历的故事:说 若是去东京小石川区植物园或郊外武藏野的井之头公园之类的幽雅胜地休闲散步的话,一准会碰到年龄相若的良家少女,“在那里采花、唱曲、涉水、登高。你若和 她们去攀谈,她们总一例地来酬应……这些无邪的少女,这些绝对服从男子的丽质,她们原都是受过父兄熏陶的,一听到了弱国的支那两个字,哪里还能够维持她们 的常态,保留她们的人对人的好感呢?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 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想象不出来的。”这些身着吴服的曼妙的“大和抚子”们,对创造社诗人内心的伤害有 多深,在他的另一篇小说《沉沦》中,有淋漓尽致的刻画:“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如今 在一个如花的少女前头,他不得不自认说:‘我是支那人’了……他全身发起抖来,他的眼泪又快滚下来了。”

那么,就事论事地说,“支那”这个说法究竟从何而来,到底有多邪恶?又是如何在外交等场合遁形的呢?

据已故日本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 书中的考证,从语源上,“支那”源自“秦”(Chin)的音变,印度在梵文的读音后缀上母音,向东传回中国,向西传向欧洲。在欧洲,中国被称为 “China”或“Chine”;唐代的中国僧侣赴印度修习佛法,在当地听到别人对自己国家的称谓即为“Chi-na”。后佛典汉译时,中国便被表记为 “支那”(或“至那”、“脂那”、“震旦”、“振旦”等),并随佛典东渡扶桑。江户时代中期以后,开始成为指称中国的专用名词。

因此,这个词汇本身原本是中性,并没有后来的意识形态化色彩。孙中 山、黄兴等人都曾在文章中不经意地使用,梁启超则用“支那少年”做笔名……。这个词的“变味”是从明治维新以后与日本大陆政策捆绑开始的,在日本民族主义 坐大成帝国主义的过程中,终于发展成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人种学意义上的蔑称。于是,才有了郁达夫的个案及其所代表的几代中国人“伤不起”的历史悲情。

“支那”一词舶来甚早,但真正成为“活的”日文,则是甲午战争以后 的事。根据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所述:“1895年,李鸿章到马关议和,结果日本获得两亿两白银赔款及占据台湾。日本人因此洋洋得意,对中国的 态度变得轻蔑起来。‘支那’一词也从此在日本语言中生根,而且很快便融混了轻蔑之意。”

民国时代,“支那”的称谓在日本尤其风行。留日学生憎厌日本人开口 “支那”,闭口“支那”,这是由于大部分日本人对中国存有轻蔑之心,因而招致中国人对“支那”这个名称反感。1930年5月,在整整两代留日学生不懈的抵 制、呼吁下,民国政府正式对外交部发出训令,向国际社会表达了坚决禁绝“支那”称谓的严正立场和决心:“中国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鉴于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 那’一词称呼中国,而日本政府致中国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称中国为‘大支那共和国’,认为‘支那’一词意义极不明显,与现在之中国毫无关系,故敦促外交部须 从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后称呼中国,英文须写‘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须写‘大中华民国’。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

不过,所谓“弱国无外交”,抗议归抗议,“支那”照用不误。直至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从日本政府公文和大众传媒出版物中消失。著名的京都学派重镇、京都大学支那学会的机关刊物《支那学》在创刊 27年后,于1947年8月终刊。其后,“支那学”改称“中国学”(Sinology),“支那”渐成死语。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作者实藤惠秀在为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所笔者谨向已故留日学生在天之灵和现在仍健在的留日学生诸君郑重报告,时至今日,这个非常令人厌恶的名称已从日本语言中消失了。”

然而,吊诡的是,在东洋已成死语的“支那”却并未彻底从中国人的口 中绝迹。今天微博上有不少佯称母国为“支那”、 自己是“支那人”的青年网民,在新浪微博上输入“支那”一词搜索,结果有18万多条,大致而言,使用“支那”一词的网民多在表达对如今中国政府或中国国民 性的不满,有将自身排除于中国之意,也有背后颇耐人寻味的玩笑心态。

更早期,也有中国人自称“支那”的,状况又如何呢?日本作家有吉佐 和子与华裔英国作家韩素音一样,是文革时期能出入中国,并享有在内地“自由”采访特权的极少数外国人之一。据她回忆,1961年,在北京出席一个宴会,旁 边坐着著名的“知日派”作家夏衍。夏衍用流利的日语问她:“喜欢支那料理吗?”有吉一惊,竟说不出话来。夏衍见状接着问道:“咦,你不是会说支那语么?是 在哪儿学的?”女作家在书中不禁感慨道:“连日本人都不得不忌讳的‘支那’语汇,却从大作家夏衍之口说出来,可真是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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