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高雅——李欧梵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

李欧梵,国际知名文化学者。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现代小说乃至中国电影,都是他学术研究的范围。196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此后赴美留学,获得哈佛大 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先后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以及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印第安那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这位在世人看来十分成功的学者, 求学和任教路上其实磨难重重。学会和失败相处,方能挫而弥坚。

不久前,李欧梵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失败的高雅》(“The Nobility of Failure”)的演讲。常言道,“失败乃成功之母”,可失败的价值是什麽——这正是李欧梵要和大家分享的人生经验。

1、任何时代都有一窝蜂——都有一种时髦,有一种社会压力,有一种当时的社会价值。可每个人的生命裡不可能只有一样东西。你总有不同的兴趣,不同的价值,要应对不同的压力。你要问自己,到底喜欢什麽。这应该是中学以上、大学教育最重要的一部分。

小学六年级时,我成绩非常好。那时,小学新换了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校长。用现在的话讲,他在小学裡就实施博雅教育。男生女生都要跳舞,每个学生都要学音乐、 体育。虽然当时的台湾和现在一样,六年级要恶补、补习,因为要参加联考考初中。我们已经忙得那样了,可校长说,不行,你们要去运动、要去玩。

也许我不用功,也许我太自信,当我考新竹中学时,突然失常了:晚上太紧张,没有睡好,第二天考数学的时候,我只得了40分。要进入当时的台湾名校,数学一定 要60分才行。我生平第一次感到耻辱。我父母都在新竹中学做老师。中学的老师和校长都是我父母的朋友。我马上想,父母怎麽办,他们没面子了。

我跟我父亲说,这次考试考太差了。父亲没骂我,说40分就40分吧,咱们想想办法。父亲带我去见学校的教务长,教务长看着我,对父亲摇摇头说:“你的儿子我恐怕救不了了。”

没想到放榜的时候,新竹中学多了一项叫“备取”。从前是没有备取的,那一年设了“备取”,有人说,就是专门为我开的。备取一共12个学生,最后一名就是我。 我那时大概10岁多,感觉自己抬不起头来。好在年纪小,过了不久成绩就跟上去了,一帆风顺到了高中三年级,又面临人生的第二个考验。

我的总成绩当时是全校第四名,而全校前五名还是前六名就可以保送大学。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但社会压力马上就来了。

当时在台湾,最好的保送生一定是上医学院或是理工科,商科没有人要念。可是我的兴趣很明显,不在理工科。我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参加各种活动,把班级学生组织起 来,组成一个合唱团,比赛的时候我做指挥,最后得了全校第一名。我那时就知道,自己的兴趣是音乐、艺术、文学之类的东西,可是,到抉择的时候,我该怎麽 办?

我记得我和父母亲第一次开诚佈公地说这个问题。 我的姨丈建议我学法律。可是法律没有我想要感受的艺术的气息。我想念的是文学,又不敢选文学,因为那时的台湾,念文学出来最多当个中学老师。于是姨丈又 说,还有一个外文系可选。我想这好,不如先把英文念好,到时候可以去当外交官。

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于当时的大学制度有一个批评。因为当时的台湾大学,文学院只有四个系,学生选的最多、最受欢迎的就是外文系,其他的是历史系、哲学系、考 古人类学系。其实,我和当时的潮流已经做了妥协。但是如果你现在问我,这四个系最喜欢什麽?我除了文学之外,最喜欢人类学,可那时选考古学的人非常少。

2、当我回顾以前,回忆是跳跃式的,想到的都是片段。常常是老师讲过的一句话,看书看到的某一页,或者是哪裡得到的灵感。而这些使我一生受用无穷灵光片语、个人经验,大多都是在我失落的时候发生的。

我进台湾大学外文系时,一心要当外交官,所以认真练习演讲,死背英文。

和我同时进台大的几位同学,现在都是台湾文学界真正有名的人物,其中就包括白先勇。大家知道白先勇是怎麽上台湾大学的吗?那一年白先勇原本考上了,可是由于 种种压力,他跑到台湾南部的工学院去念水利。念了一年后,他觉得自己实在不喜欢水利,喜欢的是文学,于是第二年又考了台大。所以,白先勇是一进大学就决定 要从事文学的。到大二时,白先勇说要办一个杂志,这个杂志就是《现代文学》。当时没有钱,他问家裡亲戚朋友借钱,全部投在这个杂志上,还把我们都拉了进 去。现在大家把我说成《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之一,我有点汗颜,因为我当时只是做了一两篇翻译而已。

我常和白先勇常开玩笑说,就是因为你们太厉害,所以我走了另一条路。不过回想起来,我中学开始兴趣就在文学,特别是西洋文学。

我现在把《现代文学》第一年的几期拿出来看,发现有我几篇文章在裡面,那时我的笔名叫“李欧”,翻译的主要是一些论文。比如汤玛斯•曼的论文。时隔半个世 纪,我回到香港,在香港科技大学当客座教授的时候就讲汤玛斯•曼。可我翻译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篇论文在说什麽,也没有看过汤玛斯•曼的小说。

我们的《现代文学》杂志最后失败了。鲁迅第一次翻译《域外小说集》,也只卖了几十本。我们卖了一两百本,一半以上是白先勇的亲戚买的,还有几本是有些人在书摊上买去的。但是,有的人对于自己的理想真是有一种执着。明知道在世俗眼光裡不会成功,但又总觉得,就算是失败也有意义。

我不自觉地从同学的经验裡得到启示,但表面上还是很胆怯。毕业以后,当时一窝蜂地要到美国留学,我也跟着大家去申请。

现在各位要申请去美国,会到电脑上找很多资料,我们那时候没有资料,美国大学在哪裡也搞不清楚。我问自己,我要申请什麽呢?我真正想要申请的是比较文学,可又不敢申请。于是我就乱申请,像钓鱼般地乱撒网。

我 心裡想,我还喜欢看电影,不如申请去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念电影系。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个老师教西洋戏剧的课,我非常喜欢。听说美国最好的戏 剧在耶鲁,于是我写信申请念耶鲁的西洋戏剧。剩下就是选将来可以溷碗饭吃但又跟文学稍微有点关係的专业,比如传媒研究、大众媒体等等。最后我想,我念外文 系的目的就是当外交官,不能不申请一次,所以申请到芝加哥大学念国际关係。

差不多都准备好了,我父亲问我,为什麽不试试哈佛。我想,没有希望何必试。父亲说,试试没关係。结果我就去了,然后发现申请的大学几乎全部落空,只有两个大学有回信。一个是芝加哥大学,一个是哈佛。

哈佛给我的信写着“Alternate for a Scholarship”。我以为“Alternate”是指另一种奖学金,“for”那个字忘记看了。后来知道,原来又是备取!哈佛回信的意思是,如果别的获奖学金的学生不去,我可以被考虑。我们全家人都看错了。

芝 加哥大学给我的回信,明明写了一个字叫“Scholarship”,结果上飞机前的几个月才知道,芝加哥大学的“Scholarship”只是免学费,没 有奖学金。当时,以我们这样在台湾的中产阶级家庭,买一张飞机票是我父母全年的薪水。父母辛辛苦苦把钱凑足,买了一张单程飞机票,送我到美国去。

我迷迷煳煳到美国,完全是失落的。芝加哥在哪裡、怎麽走都不太清楚。所以我就买最便宜的灰狗大巴的票,一路玩到芝加哥。到了芝加哥就开始念书。美国天寒地冻,我没有衣服,就到西尔斯百货公司买一件最丑最便宜的外套。

学校裡老师讲的完全是“天书”。国际关係当时是讲理论,于是,我陷入到各种危机,觉得自己到美国完全是荒谬的,可能几个月都支持不住。

芝 加哥大学的制度和哈佛不一样,是Quarter制的,十个礼拜就是一个Quarter,学期很短。10个礼拜内要念几十本书,念完还要写一篇论文,这简直 是难以想像的。好在那位教授说,你是台湾来的,懂中文,那你试着写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关係。我当时根本没有念过春秋战国的历史,只好去图书馆借书。我 记得,我看到一本现在被尊为大师的吕思勉教授写的关于春秋战国的书。我就从那本书开始接触中国历史的。

这篇论文交给老师,竟蒙老师欣赏,甚至他后来还要留我。可我知道,我不能一辈子搞这个。我有两条路。其实我想的是再到洛杉矶去学电影,因为在美国最失望的时候,我都坐着火车去看电影。义大利片、法国片、新潮片……都是那种怪怪的失落的片子,所以有很多认同感。

后来一个同学说,既然哈佛给过你一个“Alternate”,就再试试看吧。于是我就又试了一下。那个时候我在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工作,馆长钱存训先生是在美国汉学界非常有名的教授。他为我写了一封信,不知道写了什麽,竟蒙录取。

3、大学的目标是什麽?这段时间就是一个缓冲期,你在大学裡可以随意选课,随意地找寻自己的兴趣。在人成熟前,要经过认同溷乱的阶段。

也许是因为我在很好的环境读书,从来没有想到,我拿到博士学位以后要做什麽。

各 位可能不相信,当时的环境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念书,大概三年就要拿学位。可我们那时在哈佛念博士都是拖。有的人拖了十几年,我算快的了,拖了8年。在这8 年裡,我感受到以前教育的不足,拼命念书。我总是觉得自己是不足的,当你觉得自己在这个方面做得不错的时候,总发现,怎麽有的地方还是不知道。

所 以,我这裡要说一点批评的话。在人文学科研究方面,如果你只是为了一个学位,为了一个专业,为了一个非常能触摸到的成功的过程或者成功的目标,你这个学者 绝对不是一流学者。可是,现在的制度往往使得一些非常有才气的年轻同事受制于这个“监牢”,不得不这麽做。所以我非常同情香港各大学人文学科的教授。人文学科是要晃荡晃荡慢慢积累的,从失落裡面汲取经验,最后慢慢发现,自己找寻的目标是什麽。

甚至大学也是如此。我反对在大一时就分专业。我很崇拜心理学家Erikson,“认同”这个词就是他发明的。大学的目标是什麽?按照他的看法,人年轻时一定 有认同危机,这段时间就是一个缓冲期,你在大学裡可以随意选课,随意地找寻自己的兴趣。你的一生裡,只有大学这个时期可以让你在教授的、环境的保护下,找 寻自己的认同。到了社会上,就没有时间了。也就是说,在人成熟前,要经过认同溷乱的阶段。

我的认同溷乱,从大学一年级到博士班,至少10年。我的问题一直是,我是谁,我要做什麽?

4、人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会开始反省,什麽是成功什麽是失败。有一样金科玉律免不了:没有一连串的挫折和失败,你的成功都是虚的。

我最宝贵的一次学术经验,不是在哈佛不是在芝加哥,是在普林斯顿。也可以说,那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了一年半后,突然收到一封电报,是普林斯顿大学请我去教课。

我当时心中万般不想去,因为我非常喜欢香港,可是我所有的朋友都说,为了将来的前途,一定要去。于是我到了普林斯顿。

我 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人是飘飘然的感觉;一到普林斯顿就发现,好像又回到我刚来美国时的感受,压力非常大。普林斯顿请我去教中国近代史,但是近代史裡没 有文学,只有经济史、外交史这些东西。我越教越没有兴趣。这个时候,普林斯顿东亚系知道我在香港教过比较文学课,他们就说,你不如试试教文学吧。我越教就 越有兴趣,我对现代文学的兴趣也是从无形中得来的。

当我在普林斯顿教到第四年的时候,学校说要考虑永久职(tenure)了。当时历史系有名的教授开了一次集体讨论会,觉得李欧梵的学术还可以,可是不够普林斯顿要求的那麽好。为什麽呢?因为“他的心一半在文学”。

我当时正好在写鲁迅,非常痛苦,不知道该怎麽着手。历史系教授看我写的鲁迅草稿,觉得写得太差了。而东亚系觉得我是搞历史的,不是搞文学的。最后历史系主任 说,你赶快打电话求职吧,普林斯顿留不住你了。我当时傻眼了。那时候我有个女朋友,本来准备结婚了。她第一个反应是,“天哪!怎麽办?”本来我们连傢俱都 买好了,房子都找到了,可她马上离开了我。

在这种最绝望的关头,我才知道,失败的滋味是什麽。失败的滋味,有几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当你在校园裡走的时候,有些跟你不熟的同事,见了面不打招呼了,因 为你是一个失败者。美国人的价值裡,LOSER(失败者)是很糟糕的。我后来反省,也许他们有道理,他们正好打中了我的弱点。我的心其实不在经济史,不在 制度史,我的心还是在文学。

最后,两个朋友救了我。一个朋友为我在当时的一个女校找了一个职位,说我教什麽都可以。另一个职位是在印第安那大学教中国古典文学。当时系主任临时找的一个 教授不去了,本来是让他教元杂剧。于是系主任问我,能不能教元杂剧。其实我只看过一本元杂剧,叫《窦娥冤》,其他都没有看过。不过我还是说,可以。

当人受到极大挫折后,基本的感受就是要“生存”。我当时没有钱回去,无颜见江东父老。这麽多年在美国,怎麽能以失败收场呢?

置之死地而后生,我接受了这个职位。可没想到,我在印第安那大学如鱼得水,因为这个大学的音乐系是全美最大的。学校有四个交响乐团,一个歌剧院,有无数个免费音乐会。我一直喜欢音乐,觉得这裡真是天堂。音乐使得我在教学学术研究上精力百倍。

我精力百倍,只是为了争一口气。这口气不是为了我自己,这就是讲失败的价值——要为一个理想,一个有意义的而不是乱七八糟的目的。我当时觉得,美国汉学界不顾现代文学是没有道理的。他们认为,中国20世纪文学都是宣传都是政治,那我说,如果这样,鲁迅难道只是一个政客吗?

我不服气。可是在美国,你要把一个学科带上来,不像在华人地区这麽容易,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于是我出版了二三十本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和研究系列。没有想到,我 写的教材还没有出,已经使我在美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小有名气了。因为大家要找教科书,就是找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的那本,一看就有我的名字在上面。

这麽多年失败的经验让我知道,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上的成功,一方面是侥倖,一方面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凑合在一起。

人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会开始反省,什麽是成功什麽是失败。有一样金科玉律免不了:没有一连串的挫折和失败,你的成功都是虚的。我没有看过一个马上成功的例子,即使有,那个成功的人到了晚年也会感到空虚的。

爱尔兰剧作家、现代主义荒谬剧大师萨缪尔•贝克说过一句话:再试一次,再失败一次,失败得好一点。

当你发现越失败越好的时候,你就成功了,这是我得到的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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